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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黑》    
作 者:陈河
品 牌:精典博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6月
  当当网购买  
开 本:
版 次: 次 卓越网购买  
页 数:219页
装 帧:平装 京东网购买  
定 价:29.80元
  苏宁易购  
ISBN :978-7-5063-6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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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内容:
当杨虹远行,当谢青远行,当秋媚远行,他们选择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对幸福的追求。美丽生命无声消失水底时,最后一个求救电话却打给了那个无法爱她的人。同床异梦,待她离去才知道血脉仍存,她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历史的序幕终揭开一角,谢青却走上了不归路……
血的记忆被重新撕开,到底该忘记还是刻骨铭心?黑钱是否能洗白?
该书首次展现了鲜为人知的高干子弟海外生活以及江浙一带草根华人传奇的异邦蛇头经历。用质朴简练的语言和扎实的故事铺陈,结合中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将上一代的命运与遭际和当代海外移民相结合,展现了一批远行的华人红白黑三道渲染难辨,曲折离奇,充满偶然性戏剧化的命运。
 
红—— 高干子弟的海外生活
书中女主角杨虹是一位高干子弟,其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方AC地区的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67年自杀。杨虹成为孤儿,七十年代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扒火车去了黑龙江。多年后返城,进入AC日报,做了记者。并和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结了婚。然而命运的转变突如其来,因为父亲当年的秘密,她认识了北京军方一个红二代,姜小军,并在其安排下去了巴黎,从此开始了自己在异国他乡截然不同的人生。
杨虹虽然是高干子弟,但是终究离权力中心阶层已经很远,姜小军谓之:就像失散多年的妹妹被找到了。偶然被带回这个阶层,只是因为情感因素而非利益关系。起初的新鲜感很快被无事可做的焦虑取代。为了有事可干,先去制衣厂做工,之后因为一些机缘,渐渐在海边做起了小贩生意。过着一种游离于红与白之间的生活。
作者在书中写了一个低调的红二代组织,巴黎俱乐部。该俱乐部成员都是背景显赫的官二代,红二代。巴黎,这个产生过巴黎公社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像延安之于他们的父辈,被赋予了经典的革命理想色彩。他们每周末在一起聚会,有时畅谈父辈们激情燃烧年代的革命理想,或相互就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争辩,或者休闲喝咖啡出去游玩,与其说他们心怀革命理想,不如说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自动形成了一个组织比较松散的群体,在畅想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彼此分享资源。
书中提出一种说法:这些高干子弟就像马铃薯后代一样,渐渐退化。不论是游离在红二代群体边缘的杨虹,还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都已经有了和父辈截然不同的命运。
 
白与黑——惊心动魄的草根华人蛇头生涯
 
高干子弟后代杨虹,嫁给了一个普通的卡车司机。这个卡车司机,谢青,在杨虹死于巴黎后,被动来到了巴黎。不曾想命运从此被完全改变。
谢青因为妻子的死亡被动出国,从起初的想要查出妻子死因,逐渐被异乡生活所吸引,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因为意外的机缘,认识了AC老乡,秋媚。这位成功游走于白道与黑道之间的大姐大,引领着谢青踏入偷渡生意,成了一位蛇头,将中国江浙一带的偷渡客带进意大利。因为巨大的需求,蛇头生意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国内到海关到海外接头,运送,都有专人打理。谢青在异邦蛇头生意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和魄力,带领着蛇头们与来自国内的马匪展开殊死搏斗,与本地马匪周旋,遭遇绑架,与警察过招。这些经历与曾经普普通通的国内卡车司机生活相比,即惊险黑暗,也极富荒诞的戏剧色彩。从阿尔巴尼亚到意大利,到巴黎,谢青先从蛇头生意踏进了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黑道,遭遇变故之后,在秋媚的支持下,接手餐饮生意,从此又摇身一变成为了白道上风生水起的生意人。多年后,衣锦还乡,成了AC政府,商界的座上宾,成了亲朋眼中让人敬佩的成功人士。
这黑道与白道之间混沌莫名的命运转变,不能不让人称奇。不论是谢青,还是杨虹、秋媚,他们在这致命的远行中,踏进了难以预料的命运漩涡,就像作者在自序中说的,他们一旦开始了远行,就无法回去。在变化莫测的命运中,发生了改变,心就再也回不去了。
 
作品融进作者被绑架的亲身经历
陈河在新书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的生活,那时候他和朋友合伙开过一个中餐馆,经常光顾的客人中,有一批偷运人口的“蛇头”,看上去温文尔雅。陈河和他们接触,听到了不少关于蛇头生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成了《红白黑》的创作素材。书中还有一段男主角被绑架的情节。这来自于陈河本人的亲身经历,在离开阿尔巴尼亚前夕,陈河遭遇了本地想要敲诈勒索的匪徒绑架,被关在一个地下防空洞里长达一周,几乎生命垂危。有一天感觉到防空洞里面有一点空气流进来,好象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后来又听到小鸟在叫,外面就是自由的地方。心里有一种冲动,假如能够活着出来,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
 
陈河表示书中关于红二代“巴黎俱乐部”的描写,他曾经听说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小说当中的描写,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作者介绍:
华人作家 陈河

陈河其人:
著名华人作家,现居加拿大多伦多。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原名陈小卫,1958年11月21日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在部队打过专业篮球。后在企业当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停笔十年之后,近年重拾写作,现为自由写作人。作品年代跨度大,文学地理版图开阔,叙述质朴,细节丰富,故事扎实。连续几年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在国内文坛和文学爱好者当中引起广泛关注,并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

主要作品:
中短篇小说:
《夜巡》(获“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
《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
《我是一只小小鸟》
《西尼罗症》
《信用河》
《女孩和三文鱼》
《去斯可比之路》等。
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

长篇小说:
《沙捞越战事》(2011年获得“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
《布偶》

最新作品:
长篇小说《红白黑》在《收获》杂志独家连载,2012年7月首发单行本。

即将推出:
长篇纪实文学《米罗山营地》2012年8月即将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同年九月将推出单行本。
 

陈河作品印象:别样的远行文学
人生,就像一次远行。这既是书中人物的生命密码,也是作家陈河本人的生命风帆和文学动力。

陈河,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旅居加拿大,本身的经历就足够写一部小说。没出国之前当过兵,办过企业,做过温州作协领导。94年远走阿尔巴尼亚,开始海外经商,期间经历过动乱,遭遇过绑架,几经辗转,十年的努力,成为海外成功的商人。十年之后,再一次弃商从文,成为自由作家。远行的生活给了陈河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创作素材,写作灵感源源不断,短短几年接连创作出了高质量的作品,所涉及题材和所展开的文学地理版图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宽广度。从二战期间境外华人的抗战史,到现代草根华人的传奇蛇头历程。从马来西亚沙捞越丛林到现代而动荡的阿尔巴尼亚,热闹时尚的巴黎……陈河笔下的人物在一次次的远行中经历着生命惊心动魄又深沉迂回的交响曲。过去与未来,故土与异乡,在故事中人物的回忆和远行中,交织出动人的生命之歌。

编辑推荐:
追踪异邦偷渡客暴利的秘密
一部惊心动魄的时代血泪史诗
一段草根华人的传奇蛇头经历
一部悲欢离合的深沉生命恋曲

媒体推荐:
作家出版社社长葛笑政:陈河在海外能不停的笔耕,对生活,对人生所作出的生动而独特的描绘,我非常感动,并且也很欣慰。

腾讯副总裁刘春:一路飞行,一路读陈河的《红白黑》,在作者淡淡的讲述中,故事在冷漠与悲悯、故乡记忆与异国风情中一点点展开。三十年来家国,八千里路云水,在巨大的时空转换中,是挥之不去的乡愁;在人生的挣扎与变迁中,是弥天而降的悲伤。感谢陈河,写了这个时代罕有的好小说。我是河粉。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陈河早年在国内的时候,他在温州那个地方已经是温州作协的负责人,而且那个时候的创作很引人注目,后来他带着文学远行到了欧洲、美洲大陆,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但是关于文学的传奇梦一直是他心中最重的一块。
在陈河的作品里有两种东西非常珍贵,一种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差不多被我们大陆作家所不再承续的中国文学的一个遗产——带着人向何处去的那种终极的思考,带着某种先锋的精神品质,这种东西在陈河身上表现非常突出,包括叙述的自觉意识。另一个方面是对文本的敬畏之心。陈河的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他的小说不以吸引人为目的出发去讲故事。他通过小说表现属于文学的、属于艺术的、属于人本身的探索性思考,让作品呈现故事之外和故事之下的深度,这是陈河非常鲜明的、可贵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好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所需要的,甚至是稀缺的一种品质。我想陈河是有他自己这方面的自由在,他作为一个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活、漂泊,然后一点点生活上有了自信的情况下,他回到文学的思考上,带着不怀着功利之心的创作惊喜给我们。这些方面确实值得我们更加敬重他,重视他的文学成果,也对他充满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希望像一本本书出来一样,从《沙捞越战事》到《红白黑》能够满足着我们。
我发现陈河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蓝色大背景,像海洋一样宽阔的大背景,那种开阔的视野,世界的游历作为背景化,在背景之上注意这样的元素,白黑这两个组合非常有意思,我们想到白纸黑字等等。但是我发现陈河对黑的兴趣非常大,像《夜巡》,他也是从夜晚开始写起。事实上文学家的任务就是把暗处的东西,深藏的东西,不明的东西能够读照到。陈河从他的故事和他的命名里面,看到他某种执着甚至是永恒的文学追望,这个追望体现在他的思考里。我们过去说小说家就是讲故事的人,其实也不完全对,小说家通过他的作品背后的思考,同样他也是一个哲学家,从陈河的“黑”这个字里面就可以发现他具有哲学家的素质,而且带给我们的那种哲学性的终极的思考。在此我们也祝福他。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我对陈河的印象有两个,一个是他的作品这种文学品质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独特,我们从八十年代以来对文学的信念和信仰,我觉得在陈河身上保持的比较纯粹。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么多年来文学边缘化,或者说文学受到很多的污染,但是可能因为陈河这么多年远离文学的圈子之外,而且在国外那样的环境里,他反而对文学有一种更纯粹的理解,而且对文学有更坚定的信念。我觉得在大陆,一方面文学很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人已经不太相信文学的力量。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创作危机,而是阅读危机。这是陈河给我的一个特别深的印象。
第二个特别深的印象,我觉得陈河还是一个相信这个世界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很奇特的,包括被绑架,包括人生的很多传奇的命运,但是他始终对这个世界不绝望,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相信这个世界的人,包括《红白黑》这部小说,包括他其他的很多小说,他的小说里面也写了黑道的,也写了人们命运的各种状况,但是他始终不愿意把人写的特别坏,不愿意对人特别绝望。包括蛇头,贩卖人的。包括那些所谓黑社会的,包括三教九流的,我觉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涉恶不赦的。刚才葛社长问为什么不写影视剧,其实影视剧的话人物必须是很极端、很脸谱化的,但是陈河处理这些人物的时候希望关注这些人物的内心,关注他们人性中比较善良的东西,关心他们在一种恶浊的环境里保留人性的东西,把黑暗里面的光呈现出来,这是陈河小说中非常独特的品质。他这些年在国内得到这么多的肯定,从07年到现在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包括郁达夫小说奖,这个评选标准是很严的,从程序到选择都很严,包括小说协会的排行榜,陈河老师的作品迅速进入文学非常高端的、前沿的领地,这也使得我们这些年为什么对海外华人文学保持比较好的期待,包括严歌苓的,再加上陈河的,我觉得这些作品确实给今天的中国文学提供很好的启示。文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追求变化,追求创新,但是那些很本源的东西,很原始的东西,很不变的东西,对文学来说才是更珍贵的。我们从陈河身上看到这一点。

作家出版社终审唐晓渡:我一年大概要看好几千万字的书稿,大多数都不能一个一个看过去,但是陈河的小说,是不多的几个我从到尾看过去的。作为小说,我作为读者被他抓住。它为什么能够抓住我?我经常想我们这一代人,一般说跨时代生存的人,我们这代人是跨文明生存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农村的生活,确实太戏剧化,变化太戏剧化。我说他的小说有这种命运感,有这种沧桑感,有这种对命运戏剧性变化感知的人。他使生活能够成为生活,使人能够成为人,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很好。

陈河自述在海外的岁月:

在阿尔巴尼亚,艰苦经商,经历动荡,遭遇绑架
我是温州人,可能有些人知道,温州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我在1994年5月份出国到了阿尔巴尼亚,在出国以前我的经历可能跟好多国内的人差不多,1976年当兵,在部队里面打了几年篮球,然后回来又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里面当个小干部。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大家都是文学青年,也写过一些东西,写过一些中篇,一直到1994年以前,我后来觉得在温州这么一个小地方再呆下去,对写作来说也写不出什么东西,那个时候我已经写作写了好多年,我记得海鸣威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菜鸟去学写作,你学了五年,假如这五年你一点成就都没有,那你就不要写了。
所以刚好有一次机会,我的一个亲戚,他原来也是国家的一个干部,他先到了匈牙利,他在匈牙利做生意,有一伙阿尔巴尼亚人买了他的货,但是钱没有付,那个人走了以后他去追那个人,他后来从匈牙利开车沿着欧洲几号公路一直开,开到阿尔巴尼亚去找那个人要钱。结果他一进阿尔巴尼亚,觉得阿尔巴尼亚这个地方非常好,因为92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原来社会主义国家刚好倒台变成自由国家,那时候就是自由经济,缺很多东西,后来我亲戚就在阿尔巴尼亚留下来了。他后来告诉我说那个地方很好,你愿不愿意来。我当时在温州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后来这个机会我就出来了。我记得我是1994年5月份飞到阿尔巴尼亚。我现在还记得飞机先飞到意大利、罗马,从罗马换一个小飞机再飞到地拉那,但是在飞机上空看下去,地拉那很小,特别贫穷,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做生意。
我们到阿尔巴尼亚去的时候根本想不到以后会回到写作这个事情,刚到那边以后就是努力做生意。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可能知道阿尔巴尼亚,那个地方我们是有点熟悉的,因为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有好多阿尔巴尼亚电影,不会对那个地方太陌生。我到了以后确实感觉到,阿尔巴尼亚国家是小,也比较落后,但是它所保存的欧洲文化或者说那种美感特别感人。他们国家特别悠闲,早上7点钟上班,一直上到下午3点钟的时候下班,下班以后吃中饭,吃完中饭回家睡一觉,大概5点钟左右所有人都会去逛街,他们几条大的街道花园到处都是人,很多人,大家很开心,在咖啡店里面喝咖啡、聊天。到了周末,不管有钱或者没有钱,他们都会到海滩去游泳、喝啤酒,特别的高兴。我们就在这么高兴的一个地方做贸易。
我们当时做的是药品生意,从中国进口青霉素、扑热息痛、链霉素这一类的药。阿尔巴尼亚用中国的药,对中国的药特别相信。我现在记得第一个集装箱过去的那批药,当时他们缺,一个货柜的青霉素,当时商标上面印的字都没有拉丁文,全部是中文的青霉素。我记得那个厂家是石家庄的一个制药厂。到了那边以后,人家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名字看不懂。当然有个别的药剂师能看得懂,但是大部分人看不懂。他说这样不行,建议我们又改过来。怎么改呢?当时中文已经印好了,我们就建议用不干胶印一个贴上去,但是那个货柜有几千箱,每一箱里面一千瓶青霉素,如果手工改的话非常大的工程。后来我们那个房东,他好象是一个飞行员,他的老婆去过中国,也是一个医生,她说你交给我,我让隔壁邻居给你贴,一箱青霉素,一个美金就可以搞定。结果她发动了周围那些居民做这个,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刚好九几年的时候变化过来,他们非常穷困的,大家连面包都不舍得吃。结果想不到号召力那么大,她一号召出来,第二天一开门,外面的人都在排队等着拿青霉素回去帮你贴上。有些人告诉我说,这个人是阿尔巴尼亚原来驻奥地利的大使,这个人原来是一个画家。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让阿尔巴尼亚这么尊贵的人去做这点小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很高兴,因为当时他们经济很困难。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阿尔巴尼亚做药品生意。所以通过这些事情接触了好多阿尔巴尼亚普通人的生活。
在阿尔巴尼亚还有很多的中国人,中国人的背景也比较复杂,有些是做生意,但是也有一些是做偷渡的。为什么做偷渡呢?因为在阿尔巴尼亚那个位置,刚好在巴尔干半岛,它的地理位置跟意大利割着一个亚格里亚海,那边就是东欧,这边是西欧,东欧和西欧是天壤之别,世界各地要偷渡的人都通过阿尔巴尼亚这个地方偷渡到那边,所以当时在阿尔巴尼亚那个地方有好多搞偷渡的。我们做药品贸易赚了一点钱,刚好那边有一个中餐馆,意大利的华侨开的中餐馆,但是他开中餐馆的目的是想利用中餐馆从中国偷渡人口,他开了中餐馆以后带了好几十人作为自己的工人,然后把哪些人弄到意大利去以后那个中餐馆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他说要转让给我们。我们刚刚到那边,觉得中餐馆没有做过,觉得做一个也蛮有意思,可以用中餐馆吃饭,也可以赚钱,也可以接待朋友。所以一边做药品生意,一边做中餐馆。但是说实话做中餐馆我们也不懂,吃了很多亏。但是做中餐馆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各个方面的人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包括在阿尔巴尼亚也是一个首都,世界各地在那里都有使馆,结果世界各地使馆的官员也到我们那里吃饭,接触的人很多。还有好多做偷渡的人经常来我们这边吃饭,所以当时在那边偷渡的黑道人倒是认识了不少。
记得有一回,我们当时有一个女的,姓黄,她也是温州人,她以前在奥地利做偷渡,非常有名的,在奥地利开了一个酒楼叫上海楼,实际上是一个偷渡的中心。结果警察一直在监视他们,最后把她抓住,把她赶到了阿尔巴尼亚去,她又经常在我们这里吃饭,我们都熟了,后来她还介绍我们去了一次希腊雅典,她说她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也是做偷渡的,后来我们也见过了,那些黑道的事情蛮有意思。那个人开车都是开劳斯莱斯的车,跟希腊高级官员都是有联系的。所以开这个餐馆对我们接触那些偷渡的事情,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了解渠道。后来那个餐馆开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想开了,跟原来那个房东交涉,意思是说这个餐馆我们不想开了,再开下去我们自己也没精力。房东知道我们要走了,那天喝酒之后找我们,进门以外把门拴上拿出手枪。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跟我们走。我说为什么跟你们走?他说现在把门拴上,里面东西都归我们。后来我们趁乱走了,最后谈判陪了他一些钱我们总算脱身了。那段时间餐馆的故事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素材。
在阿尔巴尼亚我们还经过好多次的动乱,那个地方原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以后有两个党,一个是社会党,一个是民主党,这两个党一直斗来斗去,经常打架。最大的一次是,因为那些国家是这样,阿尔巴尼亚人脑子比较简单,大家都想快速的发财,结果他们搞一次集资,所谓金字塔式的集资,给你非常高的利息,你给我1万块钱,我给你30%的利息,他是不断的往上面发展,无限制几何型发展下去,但到一定程度是会垮台的。终于有一次整个垮台,整个阿尔巴尼亚那些老百姓的钱,在一夜之间蒸发了一半,结果整个国家闹起来。他们打开了军火库,那一夜之间有100万支枪流出来,反对党动员老百姓,让老百姓把军火库打开,然后全国起义。但是我们华人在那边也是蛮危险的,现在我们看到利比亚这些事情,我们那次是96年还是95年,当时那边有一家建筑公司,叫南昌什么建筑公司,这家南昌建筑公司最早是在科威特那边盖房子,结果伊拉克萨达姆打科威特的时候把他们打跑了,后来又跑到利比亚,在利比亚盖房子,结果房子盖好之后拿不到钱,因为利比亚是美容对他们进行金融制裁,他们的钱换不了流通的钱。结果到了阿尔巴尼亚房子盖的差不多又碰到动乱,阿尔巴尼亚的暴民进去把他们的东西都抢光,200多工人,所有钱财全部抢光,设备全部抢光,那些人最后到中国大使馆里面避难。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在打,所有人都有枪,大家都不敢出来,结果粮食都没有。我记得我们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官员对我们说,现在最麻烦的事情,所有马桶都堵住了,因为民工进来之后用报纸解手,把所有马桶都堵住了。那次事情蛮大的,最后中国政府撤侨,中国军方通过希腊,希腊海军派了军舰去接中国的华侨回去。当时地拉那又不是海港城市,杜拉斯离地拉那还有50公里,那天撤侨的时候,中国使馆先要组织人员坐大巴士,先到杜拉斯坐军舰,然后再转飞机飞回去。那些事情我们都经历过,确实蛮恐怖。但是那次我也没有走,我就留在那里。因为说实话,我们刚好有大批的货物在那边,走了的话肯定会丢失。后来又听新华社的人跟我说问题不会太大,因为当时欧盟、北约准备介入,果然不到一个礼拜以后,有八个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联军派进来,后来把局势控制住。当时我们在那边就经历了这么一个事情。反正在阿尔巴尼亚那几年老是这种事情,一直在这种事情折腾中度过。
但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看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比如《脚印》、《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所以到了阿尔巴尼亚总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我到阿尔巴尼亚第一年,有一次去边境的城市,那个城市跟希腊挨着。我们去的时候是晚上,结果去了以后,进入那个城堡以后看到那边有一棵树,下面有一个少女的雕像,后来我问说这个少女雕像是什么意思,人家告诉我说这个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米拉的塑像,就是电影里主人公的原形。当时为这个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宁死不屈》这个电影,当时在七十年代就看过,那是一个很远的记忆,我1994年的时候到了国外,又接触到电影里的原形,当时觉得蛮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文学的时刻,因为我离开中国,我以为再也不会接触到文学的东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想起来,原来空间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的,到了那里反而会到文学里面。那时候感觉自己出去了这么长时间,原来文学在心理还没有忘记。但是那个时候还不会写作。
后来又出现一个事情,在1998年的时候我马上要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有一会被人家绑架了。当时已经在阿尔巴尼亚做了好几年生意,大家也知道有我们这家公司。那是一个周末,我本来在海边,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要过来买药,因为我们当时准备去加拿大移民,有一个电话过来说要买大批药,我就回来了。结果一回来以后上当了,那个年轻人把手枪拿出来,他要绑架我,叫了好多当地人,头上都蒙面,拿着冲锋枪,就把我绑走,放在一个地下室里面。在那里关了一个礼拜,那是一个非常苦难的日子。但是后来没死,警察救出来了,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素材,我把自己的经验都写到书里面去。但是有一个事情我印象很深,当时命都没有了,整天被绑着,头上蒙着胶布,有一天感觉到防空洞里面好象有一点空气流进来,好象有一点青草的味道,后来又听到小鸟在叫,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可能离生命不是太远,外面就是自由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心里有一种冲动,假如我自己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后来我很奇怪,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居然还能想到写作的事情。后来我知道,写作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时觉得挣钱、生意都不是要紧的,那些都可以放弃,但是还是会想到写作。后来运气好出来了,出来之后又移民到加拿大。
去往加拿大,重新开始,自此停留下来
我是1999年2月份到加拿大的,因为以前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自己跟我的亲戚两个人在那边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是带着我的太太跟我女儿一起去的,这回带着一家人去责任就更重了。我们到加拿大2月份,刚好过完春节。到了加拿大天气冷到零下20多度,没有想到那么冷。本来说好一个移民律师接我们,但是那天可能飞机晚了,律师也没来。好在我在阿尔巴尼亚呆过,语言没什么问题,我后来告诉出租车司机,我说你带我们去离唐人街比较近的旅馆里住下来。就这样,一个人都不认识,在加拿大多伦多,先到旅馆,然后一步一步开始自己的移民生活。
到了加拿大以后又重新开始,在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做药品生意,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做药不行,因为加拿大那边是高度发达的地方,做药品这些东西有非常高的标准,根本不会用中国的药品。然后在那边开始做一些小商品,因为我们温州人嘛,其他可能不会,做点小生意可能稍微顺手一点,而且像我们这种人也不可能做专业的工作,总喜欢自由的,做生意相对自由一点。我运气还算不错,在那边大概做了五年生意就把生意做起来了,刚开始也是很辛苦的,我记得到了那边以后,从头开始嘛,我就先去学习,我在报纸上看到广告说中国人的公司招一个做仓库管理的人,我就去了,实际上也是为了学学生意,我现在想起来那次对我收获还是很大的,那个老板姓刘,是一个上海人,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六十多岁,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辈子非常辛苦,整天上班从早干到晚,而且好象旧社会一样的,我们来的时候当学徒一样,吃过饭以后你要给他洗碗的。开始去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后来想想对我很有好处。通过给一个老先生洗碗,把自己的虚荣心都去除了。这个老先生后来很有意思,他六十多岁生癌症了,但是他的生意还在,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自己做生意,他有一天告诉我,他说小陈我已经有癌症了。我说你身体这么好怎么会有癌症?他说医生诊断最多十个月时间。他说十个月的时间医生让我过上生活质量比较好的日子,也不要把自己搞的那么辛苦。他说那十个月好好过日子,但是我看那十个月他还是在做生意,他想把生意卖掉给他老婆。但是这个先生身体比较好,他后来也吃了一些药,过了十个月以后身体还挺好的,结果他整天碰到人反而要向人解释,本来十个月之后要死了,但是还要跟人解释说没死。但是过一年半以后他还是死掉了。这个事情对我有触动的,后来我想想,我为什么要做生意?我做生意总是要有一个目的吧,这个老先生做到最后就这么糊里糊涂死掉了。那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应该想想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自己生意做的还可以,我慢慢把精力收起来回到写作上。
因为我出国十多年,又是在国外,离中国这么远,中国文学发展到什么情况我都不明白。好在加拿大那个地方有一点中文的语言环境,有好多中文报纸,比如《民报》等等,又有互联网,可以了解到中国国内的情况,那边也有一些写作的人,包括我的一个老乡,国内蛮有名,叫张龄,他已经写的不错,对我也是一个榜样。我是从2005年开始写,写了第一个中篇,后来那个名字改成《被绑架者说》,发在《当代》上面,后来在《收获》、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一路发下来,也出了几本书,我算运气比较好的,后来出版单位、杂志社的领导都对我非常关注,在我离开文学这么长时间以后还能回来,做了这么长时间生意以后,本身就是一个小生意人,如果不回到写作,我大概也跟温州的小老板差不多,打打麻将,一辈子也就这么过来。但是我回到写作以后,我觉得这一步走的还是对的,自己有好多事情还是可以做,还是可以写蛮多的东西。因为自己在外面经历的东西也多,自己想的东西也蛮多,还可以再写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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