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翻译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翻译这样一本书？
    王笑歌：这是一部尘封六十八载的作品。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是一名男同性恋者。他称自己不仅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并且与他们同床共枕，他的性对象有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奥兹利、保罗·魏尔伦，以及索尔兹伯里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惊世骇俗”这四个字是这部作品的主线，同时也是它半个多世纪不能问世的根源——作者被指责为“骗子”、“色情狂”，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然而，就因为不信，而拒绝一部著作的出版，拒绝给后面的几代人研究、判定其真伪的机会，是否公平？更何况，本书最大的亮点，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史料的价值。

    问：翻译过程中有那些难度，有查找过那些资料？
    王笑歌：原作者是一个罕见的语言天才，整部原稿作品是英语中夹杂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日语，甚至还有地道的中文。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不是略懂皮毛而已，他在几种语言之间随心所欲地引经据典，自如转换，各国的历史、典故、奇闻、轶事信手拈来，要知道本书写作于1943年，作者当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更没有网络和搜索引擎的情况下全凭记忆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同时为翻译带来了莫大的难度。本书是在一名美国编辑的帮助下，先将各种语言全部整理成英文（原著中的中文除外），再由我译为中文。为了和原文的古朴相对应，我用了半文半白的语言，以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翻译过程中我参阅了《品花宝鉴》、《花谱》、《清朝野史大观》等与本书创作年代相仿、主题相近的作品，以使译文更加流畅地道。

    问：作为翻译者怎么看原作者在中国的一生？
    王笑歌：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一九一零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J. O. P. Bland）合著《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出版后旋即风靡世界。该书首次以独特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慈禧太后与她所统治下的摇摇欲坠的清朝形象，此书文笔平易，引人入胜，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被传为旷世之作。翌年清朝灭亡，作者声名如日中天。今人对慈禧皇太后的间接印象，或多或少都与巴恪思的介绍有关。巴恪思与布兰德又合著《北京宫廷回忆录》（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学术界颇受称颂。
    巴恪思于1944年1月辞世。他本该带着人们的尊敬归于沉寂。没想到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又旧事重提。1976年，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该书指责埃蒙德爵士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它们不过是一个自闭的同性恋的淫秽想象，是他“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随着《北京隐士》的出版，埃蒙德·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所做的一切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艳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同性恋、幻想狂、大骗子。
    且不说若干年之后特雷弗－罗珀因为杜撰《希特勒日记》，其本人的学术名誉和权威性也令人质疑，单说，仅凭一人之见，就将这本书的所有价值一笔勾销，未免也是因噎废食。

    问：如何理解慈禧与本书作者的情史？译者是否相信该书作者所描写的故事，觉得是否有可能？
    王笑歌：对于此书的指责，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不实”，一是“色情”。就这两方面，我想可以这样理解：
    对于书中涉及到的史料的正确性，很难用真或者假一个字全盘概括。他与慈禧的情史可能是有的，但是否如此频繁，如此炽烈，则不得而知；他所描述的重大史实，例如慈禧和光绪的死，或许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他笔下对宫廷贵胄、市井生活的描写，却细致入微，很难让人怀疑。考证是历史学家的事，但作为本书的读者，徜徉于作者所展现的晚清宫廷风情中，也是别有一番体验。对于清朝末期宫廷生活，百姓野人很难得知，从这方面来说，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或许本书有虚构的成分，但就此指责作者故意杜撰、语不惊人死不休、欺世盗名则实属不公。要知道作者从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到1944年逝世，隐居北京近半个世纪，深居简出，很少与人交往。若要欺世盗名，则在这四十年间，不知有多少机会，何苦等到最后缠绵病榻的弥留之际呢？
    作为译者，我要强调，本书的文学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史料价值。本书语言流畅古雅，作者在行文之间，常常笔锋一转，或抒情、或评述，文风多变，内容丰富。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它当一部历史资料而当成一部小说来看，则绝对是一部旷世奇书。
 关于“色情”之说，“编者序”中提到，作者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正是京剧流行、男风兴盛之时，虽不能说是应景之作，至少同性恋作品已经有了土壤。同时代已经有《花谱》、《品花宝鉴》等同性恋小说盛行。因此我们可以把本书看成是这一题材的又一代表作，而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压抑扭曲的性欲的最后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