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恪思的《太后与我》——by《大众日报》 (发布日期：2012-3-30 15:30:00) 浏览人数：1937 |
| 潘启雯 在众多英国学者的眼里,被历史学家冠以“北京隐士”称号的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半是疯子,半是骗子”——而“疯子”饱满的热情和狂想,“骗子”老练的从容与自信,正是出色小说家弥足珍贵的文学素质。在《太后与我》(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中,巴恪思正是用惊人“坦率”的文学笔触,描述了他作为慈禧太后“情人”的经历以及晚清贵族高官之间频密的微妙恋情,穿插了无数真假难辨的政坛内幕,勾起了不少人的阅读欲望。 事实上,《太后与我》自完稿后就一直被尘封在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长达68年之久,近年才得以正式面世或翻译引进到各国出版。故事情节从位于北京八大胡同的男性俱乐部“淑舂堂”开始,巴恪思也是由此登堂入室,融入了满清贵族高官的隐秘生活圈子。 巴恪思自称,在八国联军入城之时保护了颐和园的许多珍宝,回銮之后完璧归赵,得到太后欢心。于是这位“洋爵爷”便开始了与七旬老太太长达4年的亲密关系,直到慈禧太后离世。为此,他也参与、见证了可惊可叹的“官闱秘事”:性的描写、宫廷的“内斗”、慈禧太后的生活和起居、太监的神秘……全书“男男同爱”、“男女风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为主线,描述了慈禧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从书中的两个例子即可看出巴恪思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赏赐巴恪思财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无地见容,恭蒙亲温之词感愧奚似。仰承荫蔽,贱躯尚佳,当效驰驱,答报慈恩于万一也。远臣九叩。”这样端正古朴的文字,绝非普通中国人所能写就。再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形容慈禧年轻时被封为懿妃,特许回乡省亲,将此情形比作“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省亲的场景。”可见他熟读中国经典,且信手拈来,恰如其分,令人惊叹。 基于此,不难看出巴恪思确实是个令人羡慕的语言天才,他不仅谙熟欧洲文学名著,更对“中国禁毁小说”用语驾轻就熟,在英文原稿上用汉字反复注出“房中术语”,以此取信于人,多少也有某种炫耀的色彩和意味。其实,多难之邦,淫乱宫廷——“性”是抵抗恐惧、高压和无法捉摸的命运最好的一剂“良药”,但谁又能否认说那不是“毒药”呢?巴恪思与崇尚自由、作风大胆的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素来交好。1895年,王尔德被控曾“与其他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巴恪思百般营救却未能如愿。可能是在奔走呼吁的那几年里,他对本国同胞产生了“怨恨”,于是来到中国,结交晚清的王侯贵胄,才阴差阳错地过了这样一段纵情声色的生活罢了。 《太后与我》不只热衷于“情色”描写,对政坛风景也有所着墨,使得整个故事扑朔迷离、玄之又玄,并不亚于当下明星们的“八卦新闻”:大学士孙家鼐、邮传部尚书岑春煊密谋将太后与作者“捉奸在床”,不果；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幼兰)指使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毒杀作者这个“奸夫”,未遂；载沣、奕勖、军机大臣毓朗、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策划废掉太后让光绪“归政”；慈禧得知密谋,即派太监绞死光绪,准备立溥伦为帝并处死袁世凯；接着,袁世凯在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 清朝最后几年波诡云谲,光绪、慈禧在短短两天内先后驾崩,过于巧合,给“阴谋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光绪之死,无论是毒杀还是有意耽误,都可在合理范围内加以解释。孙家鼐、岑春煊、幼兰、载沣、奕勖等人的“阴谋”,立溥伦为帝的传言,均属想象力过于丰富的无稽之谈,也俱可从档案史料、利害关系的严密分析中加以证伪。至于袁世凯在宫内开枪一事,不用说,大家都会知道是假的,与史实大为不符。但是,《太后与我》凸显的人文价值却不容忽视,那些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和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巴恪思深厚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他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19至20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官话,提供了一批生动的“活化石”。 《太后与我》 [英]埃蒙德·特拉内·巴恪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转自3月30日《大众日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20330/Articel10002MT.htm |
  |
